为台湾国旗红了眼匡,蓝祖蔚忆起坎城影展上的政治黑手

收藏:940

雨的声音。

一九八八年,初访坎城。第一个清晨,是被雨水叫醒的。

雨水敲向木製的百叶窗台,有三层节奏。先是快速的撞击,撞上玻璃,是声声清脆,渗入木头,则变得厚重黯哑。既而雨水四窜奔滑,流动的水声鼓动着耳膜;最后才是点点滴滴,漏个不停的起床号。

贪睡的胖胖是怎幺也叫不醒的,反而是披着白色浴袍的 YVEVONNE,早早就守着窗台听雨,「雨从三点下到现在。」我们才告别台北梅雨,却又闯入了一个雨季。

很少人提过蔚蓝海岸的雨,所有人都说坎城好热情,你只要带 T 恤就够了,那里的太阳大得很,沙滩上都是享受阳光的裸体美女。到这样一个长满棕榈树,用宽柄长羽叶包裹激情的小镇,哪需要带伞?

但是,我们走访坎城五次,五次都落雨,每回两星期的停留,雨丝总会落在头顶五、六天。行囊中,除了 T 恤,早已悄悄加进了雨伞、长袖外套和毛衣。不要被沙滩的黑铜裸女骗了,YVEVONNE 就是被地中海的酸雨淋出肺炎的。

我们在微雨中进了城。撞入眼帘的尽是人,撑伞的人。

挂满整片墙的竞赛电影看板布幅,全都给水浸泡起皱,沈沈向下垂吊。影展海报上的棕榈叶,也被叶面上停驻的水滴压得弯下了腰骨。比两层楼房还高的酷斯拉,黄灰色大狞牙上挂吊的水珠,看不清是海鱼的残腥,还是牠饥馋的唾液。

因为雨,影展大厅都是人,市场展里,又是法语,又是英语,又是德语,此起彼落的喧譁人声,把楼面不高的大厅吵得格外昏暗,外头是雨濛濛的阴溼,里头却是人影杂沓的魅暗。这就是世界第一的影展吗?设摊卖片的商人,急着把手上的存片大举出清;提着手提箱的片商,打听着别人的出价,盘算着自己该出多少才能有甜头。

在这个最现实、最功利的场合里,你清楚听到人们秤斤论两地计算着金棕榈的身价;清楚听到商人以说书人的高亢语气,搬弄着凯瑟琳・丹妮芙(Catherine Deneuve)和伊莎贝拉・艾珍妮(Isabelle Adjani)一山不容二虎,明争暗斗的惨烈手段;清楚听到他们以内幕自信的语气,分析着法国发行商如何透过人脉与钱脉,打通评审关节,要替影展首映后接着就上映的新片争取利多;听着他们用最犀利的笑声,揶揄着那些得了奖,喜极而泣,没得奖,就出口成髒的电影大师。

我们没有带计算机出游,但是八开海报、热狗香肠和矿泉水同样叫价百元台币,十字大道旁三大旅馆一夜一万二千台币的天价,除了影坛大亨,谁消受得起?住不起大饭店的买家,又有多少卖家有空理睬你?

我们一行七个人,住进车程稍远的山腰别墅小馆,人人都有一张床,还有一个专供中华料理的自助厨房,加起来每天才一万台币,每人摊不到两千元,怎幺计较,都划算的。

侠女徐枫是我们的团长,在一九八八年之前,只有她走过坎城的红地毯,而且是坎城旧会场前的红地毯。

一九七五年,她在一九七一年主演的电影《侠女》入选坎城影展竞赛,并且获得了高等技术奖。台湾报纸在得奖之后的十多天,才刊出她和导演胡金铨坎城扬威的消息。她穿着白缎紫花亮片旗袍,在胡金铨呵护下参加首映的照片,一直就藏在她的皮箱中,从台湾到香港,再经过上海重回坎城。

为台湾国旗红了眼匡,蓝祖蔚忆起坎城影展上的政治黑手

还来不及介绍她寤寐思念的坎城,车子一停进我们山腰别墅前的停车场,她就脸色惨白,瘫在 YVEVONNE 身上,央着要吞服镇静剂。侠女罹患躁郁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,重回坎城,或许能治疗宿疾。

放妥行李,天色已昏暗,从山腰往外看去,地中海灰澄澄靛蓝蓝的海天,无尽地朝海平线往外延伸,一盏盏晕黄的小灯沿着海湾凹槽线迤逦串连而下,衬着蓝色海景,将雨后的沁凉夜色燃点得余温暖暖。

换掉被雨水渗泡打溼的袜子,我们决定应着灯火的召唤下山。

坎城的夜晚是灯泡扎出来的。四十年前,英挺的摩洛哥亲王雷尼尔三世(Prince Rainier III)就派出他的豪华大邮轮,扎着四万三千颗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球,亮亮闪闪地载着他的新娘葛丽丝.凯莉(Grace Kelly)沿着这条海岸线,在影迷和市民的呼唤挥手祝贺下,驶进他的王国。

为台湾国旗红了眼匡,蓝祖蔚忆起坎城影展上的政治黑手

那场世纪婚礼,电视才刚起步,还玩不出实况转播,但是一帧帧的黑白历史照片,也足够让远居亚洲的我们趁着雨势的空档,抹乾椅背上的水珠,坐在露天咖啡座上,啜着过甜的 Café au lait,计算着红颜薄命的巧合。

抬头看山,前往安提贝斯的崎岖山路,不时有黄色的、白色的车灯闪着亮着滑动着,那条山路有太多说不完的故事,葛丽丝王妃是在什幺样的心情下,开车上山路,突然中风,发生车祸?珍娜.露露布丽姬妲开着宾士,也在滨海公路上撞得全毁,花容惨白,但是毫髮无伤,反而是一旁陪坐的名导演柴菲瑞利(Franco Zeffirelli)十八处骨折,五官变形,乖乖待在病床上半年,不能动弹,我不相信他没有被车祸吓到,因为后来他所拍的电影,再也没有《殉情记(Romeo and Juliet)》的灵光与华采。

那一年影展落幕后,团长拒绝搭飞机,坚持要走陆路回巴黎。租了车,带着一心想要角逐金棕榈奖,最后却只获颁一座「金闹钟奖」的陈凯歌上路。(别忘了,前一年的初冬,中国导演吴天明才以《老井》在东京影展大获全胜,连他的摄影师张艺谋都意外得到了最佳男主角奖;别忘了,那一年的初春,他的昔日摄影师张艺谋第一次当导演,就以《红高粱》抱走了柏林影展金熊奖,还记得是谁在一九八五年以《黄土地》一片高举中国第五代导演大旗的风骚英雄吗?)

那一年,《孩子王》全军覆没,外国媒体还加赠一座金闹钟,为《孩子王》加封闷片之王的桂冠,除了徐枫,谁还有空理睬陈凯歌?

为台湾国旗红了眼匡,蓝祖蔚忆起坎城影展上的政治黑手

一切或许都是天意。待在坎城这十天的徐枫一路都被躁郁症所苦,开呀开的,突然就双手颤动,完全把不住方向盘,YVEVONNE 还来不及过来扶住她的手,侠女已经煞车猛踩到底,车子直接在高速公路上表演两百七十度大旋转,比《捍卫战警(Speed)》中那辆停不下来的巴士更凶更猛,就朝山壁撞了上去。

陈凯歌后来告诉我:「当时,我只听见徐枫的高频尖叫。」我可以想见伴随那声尖叫的乘客表情。还好,华人电影史没在一九八八年就突然漏了一页,也因为生死一线间的患难情缘,三年后,徐枫与陈凯歌携手完成了《霸王别姬》,重返坎城,用更炽热的欢呼声取代了尖叫声。

我曾在坎城落泪。一九八八年初到坎城,在市场展的旗桿上发现国旗飘扬,兴奋地邀了徐枫和孙慧嫥合影见证历史时刻。第二天,旗桿空了,国旗被降了下来,中国影人团团长吴天明很抱歉地告诉我:「对不起,那是马赛总领事的要求。」是的,酒酣耳热时以兄弟相称,遇上政治现实,政治黑手就伸了进来。

那一天,徐枫看见我红了眼眶。听我说完来龙去脉,她立刻要求拜会主席,提出抗议。侠女也打不过政治黑手,但她要求台北的电影公司快递送来国旗,「你不准我在旗桿上挂国旗,在我自己的摊位上挂,谁敢啰嗦?」是的,侠女不是虚名,侠女出招,就是不凡。

为台湾国旗红了眼匡,蓝祖蔚忆起坎城影展上的政治黑手

延伸阅读:

除了快乐,《脑筋急转弯》拍给大人看的理由:我们也都有忧伤的权利!

跟着电影去旅行:《我的少女时代》新竹护城河回忆青涩少年时

蓝祖蔚:在戏院遇见爱,三十年来我与妻不灭的电影时光

为台湾国旗红了眼匡,蓝祖蔚忆起坎城影展上的政治黑手(全文由逗点文创结社授权刊载,摘录自《与电影握手:蓝祖蔚的蓝色电影梦》;禁止转载)